（《论语·八佾》）后边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祭神的时刻到神意所在之处去。

第六，在源自苏联的极左政治话语下，儒学成为反动倒退的思想。第三，在自由主义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阻碍民主、反对自由、维护专制的封建礼教。

他们也由此反省中华文化的不足，包括儒学的弊端，甚至出现矫枉过正的全盘西化的论调，出现为了救中华必须毁灭中华文化的偏激主义。儒学可以为当代人类提供什么新思想 西方文化为人类提供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理性等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已为人类大多数所认可。生态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高的文明形态，它要求：一方面，保护自然生态，改变以往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避免发生人类毁灭的灾难，使发展与环境相协调。文革批孔达到极致，中国陷于浩劫，人们才开始觉醒，发现身处文化荒漠之中，已经满目疮痍了。仁、智、勇是健全人格三要素，而仁德第一，有仁德才有尊严，才能正确发挥才智和勇力。

压迫别的民族就等于危害家庭、损害自己，没有胜者。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也在增强。为什么海上丝路霸主多次易手？这些问题在以前探讨不多。

这样做的确使您获得了不少新发现。这些经历留下一个折射中华文明跟其他文明磨合竞争的完美案例。也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围绕婚姻关系做了很多文化、风俗与社会制度上的创新，才使得婚姻关系在近代以前，是所有人类契约关系中总体最牢靠的，所以，不奇怪，婚姻在帮助人们应对风险挑战中的重要性跟血亲关系有得一比。不过，人文研究现在也强调数据，这本身已经是很大进步。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海洋贸易把经济活动的物理距离拉长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长距离贸易又把商业违约风险、融资风险、海上生命风险、异国他乡人造风险等带到新高，这也是为什么海上丝路历史为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场景，可以看出其他场景下看不到的文明差异。无论如何，宋代以后，宗族的确在不少地区成为构建中国人生活场域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组织。

中国历史上出现多次的义利之争就恰好凸显了儒家基于义建构社会与经济的愿景。您花了很多篇幅来讨论中国礼制将家庭秩序扩散至全社会的历史功效。在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于公元7世纪后期来到南海之后，就很快取代华商，成为海上丝路的主角，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6世纪初天主教葡萄牙人到来之时。在控制各地的地理因素、气候差异、收入水平之后，这些结论仍然成立。

数字人文跟量化历史都把研究假说通过量化数据来检测，包括把那些看起来不好量化的研究对象通过高度关联的可量化指标来代理，比如，前面谈到的用各府族谱密度来反映儒家宗族文化在当地的影响强度。按照今天人们熟悉的投资术语来说，在风险和回报之间，投资者既可以选择忽略风险、只追求最高回报，也可以选择追求最低风险、不在意回报。作为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更完整地认知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儒家文化和其他文化。而儒家的义跟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义十分不同，前者基于血缘亲疏、辈分先后、年龄长幼、男女尊卑确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义，也就是通常说的名分等级秩序，而后者是基于对单一神的共同信仰。

编辑部：尽管儒家在防范社会风险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儒家的成绩似乎并不理想。虽然前人用的术语不是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术语，但他们的文明创举在功效和目的上跟今天的无本质差别。

儒家社会虽然在两千多年中并没提升征服自然世界的能力，人均收入基本没变，但，正是为了解决风险对生存的挑战，儒家才在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构建诸方面不断创新，带给中国人越来越安全的生活。但是，量化历史研究比一般的数字人文更强调对因果关系做严格的统计检验，以确保相关关系真的反映了因果，而数字人文一般停留在相关性分析层面，所以还有改进的空间。

因此，虽然前面说到，在海上丝路历史中，儒家文明先是让位给阿拉伯穆斯林，后来让位与天主教文明、新教文明，但在东南亚传统社会里，儒家文明显然胜过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马来文明。如果大禹治水真有其事的话，中国最早的国家也是因水灾风险而立，由此也推演出君王的治理权。能不能请您进一步解释下量化方法在研究历史文化问题时的优势与局限性？借助在现代经济运行背景下产生的经济或金融方法来看待与之差别很大的历史问题，需要如何调整？ 陈志武：在思想与文化研究领域，近些年实际上有所谓的数字人文研究，比如，利用电脑技术、大数据方法，通过跨区跨时间的词频变化等，观察人们在思想、观念、文化偏好等各维度的趋势，还有其他一些方法。我注意到，这些细节不外乎是为了强化中国社会基于家庭和宗族的构建，增加族人之间的互信互助，使每个人更好达到安身立命。相对而言，特别是在宋代朱熹、欧阳修、范仲淹的构建之后，儒家的社会组织化程度远高于佛教、印度教，通过宗族和同乡会把华人组织成一个个互信互助的群体，以各种方式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其次，各社会曾经的一夫多妻制，都会对一房、二房、三房等的权利与义务上做出区分和规定，否则会出现太多纠纷甚至暴力。

摘要：陈志武教授近出中文新著《文明的逻辑》两卷本，对包括超自然信仰的神话或巫术、技术、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宗教、金融市场和福利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些创新要素有所探讨，并指出，通过两千多年来在婚姻/家庭规范以及宗族形成和仪式方面的不断创新，儒家创举使人们之间的跨期承诺更加安全，使得人们的资源集聚和风险分担得到了改善（至少在宗族成员之间是如此）。编辑部：许多学者将儒学作为思想来加以研究，而您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儒学对制度以及行为规范的影响，试图以此洞见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

提高生产力并非儒家所要达到的目标，儒家也并未做到这一点，但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儒家确实提升了中国人的抗风险能力，为使中国人的生活更有保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个背景是，洋务运动开始之后，全国各地的热衷程度的确千差万别，这本身也引发我们极强的好奇：差别背后的起因是什么？ 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借助明清期间各府所修的族谱密度（族谱总数除以府级人口）度量儒家宗族在该府的影响力：族谱密度越高，当地的宗族文化越强，宗族提供的安身立命风险保障应该越好。

首先，在隋唐，科举考试是世家贵族子弟的特权，宋代将其扩大到草根子孙，平民也有资格参考。也包括迎亲队的敲锣打鼓、新婚之夜闹洞房等习俗，以往只认为这都是为了热闹，而实际上，在以往婚姻属于纯民间事务，锣鼓声、闹洞房可以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观看，见证婚姻两方家庭家族之间对彼此的承诺，以加大两方在未来的违约成本，从而强化婚姻这种跨期承诺关系的可靠性，使双方族人对基于该婚姻的互助合作关系的前景更加有信心，增加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

许多同仁经常讲，儒家精深博大，怎么可以用婚礼习俗、家庭建构、族谱族规、祠堂祭祀，或由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来加以概括呢？这不是太小看儒家了吗？我要说，其他只是为儒家愿景服务的枝节，而非内核。编辑部：您这里提到将量化的方法引入儒学研究。在这些观察的基础上，我跟同仁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风险是人类文明化进程更重要的驱动力，至少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如此。

在我看来，儒家经济学这一课急需补上，否则难以真正认知儒家的全貌。在宋以前，儒家总体上还太形而上，是精英的哲学，跟草根平民的关系没那么广，也没那么深。

东南亚主要包括马来群岛（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等）、泰国、柬埔寨、越南，除北越受到儒家文化的建构之外，其他在公元前后都受到来自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到12世纪后期马来西亚、印尼等社会开始接受伊斯兰教，但16世纪初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又受到基督教欧洲人的统辖，冲击其社会结构。但由于刺激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的是工业革命带出的中西方绩效对比，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他们都从物质生产力角度出发，也就是每人工作一年能产出多少物质收入，或说劳动生产率、人均年收入，据此做对比、判断不同文明的先进或落后：如果你的文明中的人均收入高，那么就是先进文明。

从这个意义讲，如何规避非常态即风险冲击，是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首要关注，是激励人类诉求规则秩序、催生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类如何应对风险挑战的视角去解释《周易》所谈的内容，那么，就顺畅多了。

这让我看到，风险往往是人类苦难的源头，所以，风险应对能力一旦有了提升，文明化才能前进，是风险逼迫人类走向文明。所以，华人因为国内改朝换代或者战乱而逃亡东南亚后，很多人在东南亚社会借助从中国带去的社会组织资源胜过基于佛教、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当地人，掌控当地经济。编辑部：您提到婚姻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令人想起《周易·序卦传》中那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警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些年，我跟同仁做了不少研究，就是要展示作为经济体系的儒家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到底做了哪些贡献。

首先，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为代价的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底色，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主干和底色，两者的历史背景、内涵、特点及社会作用差异甚大，在相遇之后发生种种碰撞是难以避免的，但两者都导人为善，都以爱人为宗旨，因此对话和沟通是可能的和应该的。

基督教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和爱人，人们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如果认为己所欲者是唯一真理，施于方式是强人从己，那么爱会转化为恨，必然引起不同信仰间的冲突。

这是一种为当今人类所缺乏的伟大智慧，人类要想真正摆脱野蛮、避免互相残杀、全面步入文明，就要向伟大的孔子学习。中国需要孔子仁学，世界也需要孔子仁学。